2022 年乌克兰战火下的女性：玛利亚・舒瓦洛娃身兼学者、筹款人、志愿兵，4 万美元换来家国一肩挑

玛利亚・舒瓦洛娃，32 岁，学术出版人，乌克兰利沃夫。她的生活，从 2022 年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那天起，彻底变了。以前她的世界是学术论文和出版合同，现在，她像被战火卷进的陀螺，几乎没一刻能停下来。

她已经为前线募集了超过 4 万美元——这个数字，差不多就是她一套公寓的全部身价。她说的时候，眼里没带一丝迟疑，那种“没办法，必须得做啊”的决绝，像是把生活和国家一同扛在了肩上。乌克兰三十岁上下的女性，正在撑起半个国家的运转。

玛利亚每周都去军事单位做五个小时志愿者，军营里的空气混着铁锈和消毒水，她习惯了把写文学博士论文的时间拆得支离破碎，现在只能断断续续地改成书稿，闲暇里还要写后末世题材的小说。她的英语流畅得像母语，常常被拉去帮乌克兰争取国际支持。这些事，和她的专业八竿子打不着，但她一脸说得轻描淡写，却掩不住心底的压力和责任。

“有时候一天做三四件事，每件都像是活命的事。”她下意识揉着手腕，那是长时间敲键盘和搬运物资留下的旧伤。筹款、参军、组织、写作，她在多重身份的拉扯里练出了极强的适应力。

玛利亚 1993 年出生，乌克兰刚独立两年。小时候赶上 90 年代经济崩溃，父母那辈三十岁就得拼命养家，在苏联解体后的混乱里苦苦求生。她记得自己放学回家，先教妹妹认字，然后跟着大人去菜园拔草，周末都没有休息日。

那种“同时干好几件事的本事”，是从小时候一天天熬出来的。和玛利亚一样，奥莱娜・斯基尔塔、萨莎・多夫日克、安娜・德米登科，这一代乌克兰女性都在战火中被迫成长。萨莎在伦敦待了十年，2023 年还是回了利沃夫，现在管着“索引”非政府组织，专门支持战时纪实创作。

她说，能雇到年轻女性很重要，这证明乌克兰不只有逃亡，也有创造力。她们的韧性，不是凭空长出来的——是从独立、崩溃、革命、战争里，一步步被逼出来的。乌克兰的男性因为征兵没法随意出国，国家运转的担子，就这样落到了女性的肩上。

那些在军队服役的女性，有的直接上前线，有的做医护、通信，她们让军队运转得更顺畅。但这种“撑起半边天”的现实，远没有表面上的光鲜。玛利亚身边不少女性朋友，白天送物资，晚上还得处理国际邮件。

她们在“留还是走，生还是不生”的选择里反复挣扎，每个决定都像在刀锋上行走。安娜・德米登科当战地医护兵，2022 年秋天，一枚导弹掉在女儿学校附近，她慌了，最后只能把十岁的女儿送到荷兰，自己留在乌克兰。”她的钥匙扣上刻着乌克兰语：“我爱这个国家，我想在这里生活。

玛丽亚・纳扎罗娃刚从军队退役，就是为了生第一个孩子。她抱着儿子尤里说：“没人会因为人口问题决定生孩子，但也不能什么都推迟，不然家就没法组建了。”她不打算出国，因为见过太多战友家庭因妻儿远走而破裂。

她还经常带尤里去前线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看孩子爸爸。萨莎则在社交媒体上被质问：“你在军队服役怎么不生孩子？”这些问题从不会问男人——男人不生孩子还会被同情，女人却要背上“国家责任”的枷锁。

奥莱娜决定推迟生育，她在基辅，“总不能每次空袭警报都往防空洞里钻。

”她甚至想过，两年后如果还在轰炸又想要孩子，就搬家自建防空洞。

战争让乌克兰出生率持续下降，女性的心理压力一天天加重。

安娜・德米登科长期在高压下，开始喝酒，后来戒掉，但还是得过重度抑郁，有两个月躺在床上起不来。

她帮助女性退伍军人时，常常看着她们的表情发愣——那种疲惫，只有同样经历过的人才懂。

这些女性的坚守，不只是为了自己，也是在为乌克兰撑起明天。

伊琳娜・戈拉赫是国际合作人员，她说，千禧一代女性现在在社群、非政府组织、国际舞台为乌克兰发声，因为男性不能出国，这些事自然而然落到她们头上。

“压力翻倍，心理问题也翻倍，但就算这么难，我们也没放弃。

”她补了一句，“在乌克兰，就算累得不行，但目标明确，比在国外生活容易。

”这代人的认知被战争一点点锤炼出来，信念和尊严，成了她们最硬的底气。

安娜・德米登科 2013 年前还骑自行车环游非洲，在意大利参加派对，很少考虑未来。

当警察打学生时，那一刻的愤怒让她走上公共服务的路。

现在的乌克兰千禧女性，就像风浪里撑船的人——她们筹款、参军、做组织、做志愿者，在留与走、生与不生的选择里挣扎。

老档案里还记着，乌克兰战时志愿组织的女性成员比例从 2022 年后猛增，正是她们，撑起了物资转运、国际沟通、心理援助的关键一环。

未来乌克兰重建，玛利亚们在战火里练出的领导力、组织力，肯定是核心力量。

每一个扛过夜色、跑过警报、陪过孩子的女人，都是乌克兰最真实的底色。